一

　　大局已到了穷则变的阶段：虽未变出，确已穷极。
　　在最近几个月中，南京的高级核心人物，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变化；这种变化是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未有的。这个变化就是：他们已经深切感觉大势之日非了。迫使他们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种的：马歇尔的离华，共产党的不妥协，一般舆论对于政府的抨击，民心的涣散，经济的崩溃，军事上的没有把握。南京显已沦入暗淡与苦痛之中。
　　在国民党的心目中，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。然而他们很少反省：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，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。我们可以一一分析。先说青年。青年本来纯洁，对于政治初无成见。只要政治清明，社会安定，一切上轨道，国家有前途，他们自然拥戴政府。但是政府种种表现，无不使人失望；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机。而还要花样百出，“帽子”乱飞，无异于火上加油，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厌恶南京政权的局面。再说中年人。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、公教人员、知识分子、工商界人。现在这一批人，一股脑儿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：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份子深痛恶绝；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，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；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，种种刁难，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；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，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。今日全中国人民，对于现政权，可谓人人离心，个个厌恶。现政权中的人，恐怕也未尝不顿足叹息：为什么这些人都“左倾”了！假如不满政府就是“左倾”，那么老实说，在二十年来国民党这统治作风下，假如还不“左倾”，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，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。就思想左倾而言，思想左倾和信奉共产主义本为两事；思想左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产党。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政争之中，一切不满现政权的情绪，其无异间接增长共产党的声势，确为事实。共产党是有组织的，一般人是没有组织的，没有组织的人之渐渐被有组织的人吸去，已为事理之常，而当局还采行“逼上梁山”政策，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来愈和共产党接近。不论这些不满国民党的份子和共产党有无联系，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产党，总之在国共的斗争中，凡此皆对国民党为大不利。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，反对国民党，痛恨国民党的？不是别人，就是国民党自己。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，然而他两只手所作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，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形势。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朗的大势之下，现政权当让不让，可和不和，应改不改，要做不做，还是迷信武力，图以武力解决一切。不幸得很，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！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，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，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，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，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。美国军火快用完了，日本军火也维持不了好久，自己制造则远水救不了近火。虽然大帅出巡，而未必有补于士气，因为将军们都吃的饱饱的，而士兵们已无意为少数人送命了。

二

　　据我们观察，现政权业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，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自信心。就政治说，从抗战末期起，政治上的主动攻势，迄在反对派一面，特别是中共一面，国民党始终处于招架的地位；直到国大开会前一两个月，国民党突然争取主动，但国大一开，局势大僵，最近渲染政府改组，闹了几个月也无甚成就。再说军事，军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，而二月十七日蒋主席在中枢纪念周上论及临沂之战时说：“不管是共产党自行撤退或国军进攻，总之现已占领”，在过去蒋主席的演说中亦从无如此的语气。经济更是束手无策，上海的金价跳到九百六十万，南京还在指派人员，组会研究。出口补贴，令甫十日，即行取消。简直不怕痛，自己打自己的巴掌。最近又想抛售救济物资，现政权的穷形极相，实已暴露。在一个民主国家，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，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，搞不下时，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，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，一个执政党，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，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。挣扎是人情之常，就看如何挣扎。在正路上挣扎，成败另为一事，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；若走错了路，则所有的挣扎，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。据我们的观察，现政权的挣扎，显然并未针对病源。举例言之，现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组政府。但我们不知照现政权最近两三月来努力改组政府的做法，这种改组，在政治上有何意义？还是想以此使国内人民一新耳目呢？还是为了对友邦一种表示呢？在我们看来，目前这种改组，无甚意义。第一，要改组政府无非要刷新政治，振奋人心。那就得大公无私，唯贤是用。被延揽的人总要德才孚望，能胜重任。可是现在政府所拉拢的是些什么人？这些人，有的是臭而不可闻也，有的根本在算盘子上没有地位。
　　拉这些人入府，不足为国民党之肋，反足为国民党之累；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诚，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伪。这是就改组论改组。第二，要是改组政府获得成功，是有条件，即必须同时改革政治作风。而在我们看来，改革政治，远较改组政府为重要。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，添几个委员，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。老实说，单替国民党设想，国民党果有决心打开当前的局面，振奋人心，则改组政府，不必向党外拉那些不相干凑凑数的人，国民党里面未尝没有优秀开明的自由进步份子。给他们权力，给他们机会，接受他们的观点，接受他们的作风，全国耳目，也会一新。今日国人，深受“训政”之赐，政治的经验与政治的认识，确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订建国大纲时所认识的那样的简单幼稚了，他们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表面上的改变而是政治本质上的改变；何者为假改革，何者为真改革，他们洞若观火，一目了然。但是事实上国民党有无此种远见，有无此种胸怀，有无此种决心，我们简直怀疑。就说最近上海发生的劝工大楼血案，还不是一套老办法？工商界人平时对于民主运动，本来不甚关心，处于旁观地位，可是给这一打，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许多反对派，这是目光如豆，愚不可及。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权，一方面在北平大举逮捕。我们别的不说，就说蒋主席所提的四项诺言，若能兑现，人心亦可渐渐拉回来。诚则灵，只要国民党有诚意，有决心，民心未尝不可收拾。传说当局对于目前形势，非常明白，忧虑焦愁，倍于常人。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，病得太深，走得太远，要拉回来，须费大气力，我们怀疑现政权的人物有没有这大气力。

三

　　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。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；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，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。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，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，并非远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。能用政治谈判的方式，插入政权阶层，企图后举，自然最好；否则只好硬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。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，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；为中国的元气设想，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，力革命的方式。但这是就理论而言。就事论事，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，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，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，没有枪，简直没有发言权，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。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，然后政治民主化。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，然后军队国家化，个人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，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。在政协阶段，共产党表示愿意还军与国，但须得到保障，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联合在国府会议中取得否决权的背景。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实现，就是实现了，共产党到底放不放心交出军队，还是一个大疑问。
　　计划中的联合政府，至今未能实现。实在说，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，参加各方面如何合作，如何发挥有效能的政治力量，还是一个问题。不过我们相当赞成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。我们希望在这个联合政府里，发生一种政策上的制衡作用。在这个提议的联合政府中，共产党虽只是一个少数派，容能 check，未必能 balance。但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组织极强的党，是一个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政治计划与政治作风的党，所以在政治做法上，在这个联合政府中，或能发生一种领导作用。现在人民是在太穷太苦，政府应当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，借以改善今日一般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形，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，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底层人民的生活，不啻缘木求鱼。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，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。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，其目的都在为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，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，虽非所愿，亦难固拒。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统制思想。但共产党既以争“民主”为号召，加入联合政府后，必不致倾向统制，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“民主”，以博民情。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（包括意志自由），这两样东西在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。我们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正在此。
　　在过去的一年多的和谈中，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。他们一再要求和平。国共双方对于“和平”究竟有无诚意？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，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。我们认为国共双方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。我认为只要“顾到自己，也顾到对方，更顾到国家”，这才是“诚意”，专门替自己打算，都是为私，绝不足以语“诚”。即以“和平”而论，以前共产党的“无条件停战”和最近国民党的“就地停战”有什么不同？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，据说都是为了人民。既然共产党的“无条件停战”和国民党的“就地停战”没有什么不同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“无条件停战”时，国民党不接受，国民党要求“就地停战”时，共产党不接受？原来停战于张三有利时，张三即要求停战；停战于李四有利时，李四即要求停战。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。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，共产党对于“和平”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！要和平，从前是“无条件”的，现在是有条件的了；或者从前的条件低，现在的条件就高了；从前共产党反对美国调解，主张美苏英根据莫斯科三国宣言共同调解，可是现在，共产党宣言反对任何外国的调解了。在过去和谈一年中，在共产党自身看来，他们也是失望又失望，苦痛又苦痛的。但周恩来返延安后提出的和谈两前提，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共事之甚少可能。既无可能而仍提出，也是有意使马歇尔和南京方面难过而已。共产党是现实的，所提和谈的前提，在我们看来，也只是一种幌子。即以国大及国大通过的宪法而论，周恩来既然同意由沪去京，至少表示共产党有一种“有条件的”参加国大的可能。假如共产党参加国大，通过的宪法其内容容有变更，但共产党之不参加国大，并非为了宪章，而是为了宪章以外的其他条件没有讲好。要是讲好了，还不是一样可以参加国大？而且去冬国大之所以开得成，也是因为政协承认了那批旧代表的原故。要知这批旧代表，本无承认之理，但绝无承认之理者，政协那些代表们也居然承认了--只要自己的党得到利益，牺牲人民亦竟不顾！去冬国大之能开得成，至少与政协的承认这批旧代表有关；而关于这点，共产党也是有同负其责的。老实说，宪法不宪法，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，共产党也真正的兴趣，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。就军队论，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。就地盘论，他们有他们的价钱。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，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要能自给自足。第二，要交通工具便利。第三，要四地能连为一气。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，他们不要。那四个地方，他们不说，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，似乎是指由山东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四省。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省，在南京看来，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。

四

　　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。多年以来，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，对于共产党的内情，我们自承所知不多，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。近几年来，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代的作风，颇有好评。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内，能站得住，亦自有他们所以站得住的道理。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，总有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。不过上年他们在苏北一带的作风，却大失所望。苏北的作风，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呢？还是苏北一带的作风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级干部干出来的呢？我们不能了解。但是中共必须认识，中共共产党是中共的共产党。他的党员是中国人，他所企图起而统治的一个国家是中国。中国有中国的民性，中国有中国的传统。完全不顾他们所属于的这一个国家的民性传统，必将减少他们成功的希望而拉长他们离开成功的距离。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，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，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，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。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，今日中国一般人民，特别是知识份子，并不反对，毋宁说是很期望的。今日一般知识份子，在共产党心目下，他们都是“小资产阶级”，但是实际上，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，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，大都已沦为“无产阶级” 了。这是国民党的恩赐！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，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，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！而且知识阶级，大都有理想，有理性的。除了少数自私份子外，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？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，并不可怕。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。坦白言之，今日共产党大唱其“民主”，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“党主”，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，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“党主”而决非“民主”。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，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，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（即思想自由）；唯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，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，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。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，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？同时，要实行民主政治，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。所谓公道的精神，一是好的说他好，不好的说他不好，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，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。就前一点论，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份子，不讳言，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，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，抨击英美。同时，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，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，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。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圣中之圣，竟无可以评论的地方？就后一点来说，我们虽非共产党员，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，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，忠于他的党，忠于他的理想，忠于他的工作，忠于他的事业，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。但是共产党的对人，只有“敌”“我”，跟他们跑的，他们可以承纳，不跟他们跑的，他们一律敌视。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，不存在任何人情与友谊。要捧一个人，集体地捧他起来，要攻击一个人，集体地把他打下去。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，共产党的极端作风，实在大大的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，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；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励先生的脱离民盟，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。老实说，我们现在争取自由，在国民党统治下，这个“自由”还是一个“多”“少”的问题，假如共产党执政了，这个“自由”就变成了一个“有”“无”的问题了。前年一个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，但同时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。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，修正其政策，放宽其尺度，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。我们对于共产党，私人方面无恩无怨，我这一番意见，我并不认为仅仅是一种消极性的批评，毋宁说是一种积极性的建议。

五

　　现在再来观察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。“自由思想分子”这个名词，本来是很笼统的。若从“思想”的角度来说，则中国绝大部分飞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份子。若以政党为别，则不仅国民党中很有一些开明进步的自由思想分子，就是在共产党中，恐怕也有这种份子。马歇尔的声明中曾抨击过共产党里的极端份子。按照逻辑来说，根据马歇尔的声明，则共产党中也是有温和的自由分子的。据我们所知，恐是有的，问题是数量的多少，以及在那种严密的当即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。本文是一篇论述政治形势的文字，所以我们再次讨论“自由思想分子”，大体上是指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分子而言。在中国，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，为数极多，不过他们较为散漫，甚少严密的组织。期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。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。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，即“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”。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，民盟里的人物，各有各的教育背景，各有各的政治看法，各有各的历史环境，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，就是“反对国民党”，这是他们唯一联系的心理中心。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，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？就过去情形观之，似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。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，而其出头则为千年的政协时期。不过在过去，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，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，有了“民盟”，不来借重他们时，就没有“民盟” 了，所以有“和谈”，民盟就大大热闹，没有“和谈”，民盟就冷冷清清的无事可做；这情形至少在过去式如此。照近来的趋势看，他们似乎已企图改向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。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，民盟的领导人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辈。我们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，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弱的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：像张表方（张澜）、沈衡山（钧儒）等几位老先生，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。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政治经验最丰富飞当推黄任之（炎培）先生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说，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。张君励先生（现已脱离民盟）在政治生活方面，他是一个宪政学者，一个最好的政论家，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，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，他之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，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。张东荪先生也不适于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，他是一个哲学家，一个思想家，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思想及言论方面。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，严格说来，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，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，恐怕只有罗努生（隆基）先生一人。罗氏中文英文都好，口才文笔都来，有煽动力，有活动力，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。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。从各方面分析，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，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，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。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，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。照我个人的观察，民盟诸君子，可以共患难，不一定能共富贵。这句话或许说的太率直，我们将来再看吧。
　　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，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，关于这种批评，我认为无甚价值。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，当然是比较左的；世界大势如此。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一点，纯然是恶意的侮蔑。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，从战略上说，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，实为必然，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，在这个前提下，两者当然要并行联系的。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，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，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。故此事不足奇，亦不足为民盟之病。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，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联系的步调。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，在那个时候，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能互相呼应了。

六

　　在今日中共的自由分子一方面，除了民盟，民社党这些组织外，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。这批自由思想分子，数量很大，质亦不弱，但是很散漫，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。这批人拥有的力量：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，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；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，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。马歇尔在中国时，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；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，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，一个美国头脑，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。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：一、过去自由思想份子飞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。自由思想分子的仓储式背脊骨硬，交情可以拉得长，其短处为胸度狭窄，个人主义。中国有句话：“文人相轻，自古已然”；自由思想分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，即使今日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都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，但那个“相轻”的老根性，尚未完全洗脱。譬如这次民社党和民盟的脱辐，政治上的看法固为主要的原因，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从事政治，必须有政治家的修养。第一要看得远，认得清；大的要争，小的就不该争。第二要有气量，唯气量大，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，抑平自己的感情，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如此才能顾全大局，争取目的，团结合作，开创前途。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，但是因为“相轻”及“自傲”在中作祟，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；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，但是因为自由思想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，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。这些事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。二、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，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，这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制有关。国民党二十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，是三方面的。1.政治方面的限制。这点大概大家都明白，不必再解释。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，人身自由没有保障，其他自由自然都谈不到。2.经济方面的限制。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，八年抗战，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，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，以致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。3.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。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，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。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，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，不了国民党不争气，越搞越不像样·，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。厌恶国民党不要紧，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，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，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。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；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，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。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，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。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，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做沉着的思想。在国民党，可谓自食其果，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，也同受一害。同时，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，放任浪才，杀害人才。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，浪才越多，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。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，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，那还管什么是非呢？
　　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，而客观的说，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。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于他们的努力，而实际由于时代的使然。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，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，因为大家怕共产党，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雪；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，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。反过来说，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，也不是国民党，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。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，有口皆碑，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，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。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，只要自由份子出来领导，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，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。我们说过，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，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。凡是道德的力量，常常是无形的，看不见，抓不着，但其所发生的力量，即深入而能垂久。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，在人心里有根。不过若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看，这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显然失之消极。今日绝大多数的人，既不希望国，也未必欢迎共。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，以稳定中国的政局。这个要求是时代逼出来的。我们认为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，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；说的远一点，大概我们这一代也已注定了是一个“牺牲自己，为后代造福”的时代。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，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。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，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，但他们实在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。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，应该起来；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，愿意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。

原载《观察》第2卷第2期，1947，3月8日